时间: 2024-03-12 22:14:56 | 作者: 小九直播篮球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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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吉塞拉·塞尔纳达斯 米凯拉·恩多·厄斯科格 雷娜塔·莫雷诺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西方正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有生之年,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社会主义项目可能会在经济上战胜美国。面对自身的衰落,从2008年开始,在百年不遇的历史大变局中,帝国主义开始了其腐朽且危险的新阶段——极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
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集团呈现出两个你我相关的特征:第一,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高度军事化的集团;第二,这是一个内部高度整合的集团,日本和欧洲资产阶级几乎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导致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不再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将从这两个特征入手介绍极化帝国主义。
2.维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臣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放弃了任何基本的独立,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伪装都没有。
第二点在2018年因西欧国家屈服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而尤为明显——是对其经济利益的重大打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一进程的来龙去脉[1]。
北约是我们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中心。它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三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其他几个非北约成员国的欧洲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军事联盟,有一个中央指挥部。其目标的明确性和统一性显而易见。无另外的同类型集团。过去十年,美国已经放弃了许多重要的反核扩散条约(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2]。这使得军方决策者有可能是在几分钟内就可以部署好摧毁莫斯科的中程核导弹。
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3年11月号中,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发表了一篇经过深入研究的论文,该文全部援引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以及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揭示了美国实际经济军事开支是美国政府承认的甚至亦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承认的两倍以上[3]。
为了计算全球军费开支总额,我们最终选择SIPRI公布的数字作为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主要数据来源[5]。仅就美国而言,个人会使用了《每月评论》的数据。2022年,SIPRI将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预算数字从2290亿美元调整为2920亿美元,增幅为27.5%[6]。自2021年起,SIPRI开始采用新方法修订中国的军费开支[7]。SIPRI改变了对中国以往和当年军费开支的计算方式[8]。
SIPRI把OMB报告的2022年美国年度军费预算调整了14.5%,从7658亿美元增至8769亿美元[9]。这一增幅约为中国增幅的一半。
SIPRI对待中国军费开支的方式与美国截然不同,对美国的计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即使SIPRI将中国自己公布的军费开支翻一番,达到4580亿美元,也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这大大低于美国实际支出的6%,即便如此,中国的军费开支也仅为美国的29.8%,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10]。
此外,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11]。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干预不仅耗费年度预算,还造成长期经济债务。更多信息详见尾注[12]。
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结论。首先,美国通过北约和其他手段控制了全球高达74.3%的军费开支(图1),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13]。
图3显示了16个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军费开支前三位国家的对比情况。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中国的21倍[14]。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图4列出了军事预算超过200亿美元的所有国家,其中有11个全球北方国家,6个全球南方国家(共145个全球南方国家)。本图把韩国归入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很明显,与全球北方相比,全球南方既不是一个阵营,也绝非军事集团。全球南方因此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对军费开支的极度垄断。这对全球南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明确而现实的危险;对人类和地球的存续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反过来,就国家权力的最重要方面(即军事力量)而言,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世界上的有色人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客观地说,不存在次帝国主义或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这些概念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观欺骗)。
2002年3月,《每月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列出了已知美军基地所在国家的名单和地图,认为美帝国的范围可以用其基地来描述[15]。这在美国军界引起轩然,随后几年,大卫·维恩(David Vine)和反战组织“超越战争的世界”(World Beyond War)(该组织制作了一张开放查阅的交互地图)等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扩充[16]。
关于这些基地位置的信息,为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军事霸权的绝对普遍性打开一扇窗口。通过揭示帝国主义疆界和管辖方,基地位置和数量对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态和轨迹很有价值。
由于美国军方和政府的保密性,我们缺乏有关发生在这些基地内的美国军事活动及那里驻扎的美军所发起的军事行动数据。因此,对美国对外军事活动的全面定性分析并不完整。分析的不足之处包括:
列出的基地不含美国在过去40年中建立的诸多私有化军事职能的设施和地点。戴恩国际(DynCorp International)、福陆公司(Fluor Corporation)、AECOM和KBR, Inc.等企业在全世界内开展业务运营,包括科威特、沙特和印尼[18]。
不含美军的“非官方”项目,例如征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美军在那里无需护照或签证(只需美军身份证),美军飞机“免登机检查”[19]。因此,1号航站楼其实就是美军基地。加纳已经把其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20]。
不含美国军工数字通信复合体项目。许多海底电缆终端所在地只由美国情报部门许可的官员控制。控制全球海底电缆通信是美国情报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21]。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一切”(collect it all)项目的一部分,旨在收集世界上的所有通信数据,存储在代号为“黄蜂巢”(Bumblehive)、位于布拉夫代尔的犹他州数据中心(Bluffdale Utah Data Centre)等地,这是第一个“情报界全面国家网络安全计划”(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Initiative)数据中心[22]。
不含秘密军事项目和位置(包括被称为“睡莲”〔lily pads〕的东道国设施),尽管其中一些已经被揭露并包括在内[23]。
关于美军在不同地点之间的移动、所开展活动的性质(如部队调动或定点暗杀)以及货物、飞机和船只的数量,基本上没有任何信息。
并非所有基地在规模或功能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几乎不可能评估相对重要性。有时,单个建筑被归类为基地,是因为它与1公里之外的其他建筑不相连。有些基地规模庞大,对所经之处的一切都造成破坏(如关岛的军事设施),破坏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其他一些基地被称为小型间谍网络设施。
首先,我们用“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的数据给出一张地图,显示了哪些国家有美军基地,但没有显示每个国家具体有多少个基地。这是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错误对比。即使某个国家只有一个美国基地,也意味着该国已经把部分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其次,为了完整起见,我们下面有两张图表(一张是全球北方的图表,一张是全球南方的图表),列出了根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数据已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
图5显示美国至少拥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或中国周边的缓冲区,严重破坏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24]。
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不仅位于全球南方,在全球北方也有大量基地(图6)。超过三分之二的已知基地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
图7列出了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所在地。韩国拥有62个永久性美军基地。
图8显示了美国的驻军规模:4.9万座建筑,建筑面积360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达24.5万公顷。按建筑数量排名,三个二战轴心国位居前四位。
虽然大英帝国如今已悄然日落西山,但图9显示,英国的军事基地网仍然十分庞大,重点集中在是西亚和非洲。
北约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军事派遣和干预,得到其庞大军事基地网的支持。
图10和图11仅为2022年的情况。帝国主义势力在全球南方国家展开了317次军事派遣行动,而在全球北方盟国中有137次,共计454次(其中45次是在非联合国会员国)。军事派遣次数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56次)、英国(32次)、法国(31次)、意大利(20次)、德国(17次)、西班牙(15次)、加拿大(13次)和荷兰(13次)(图11)[25]。
图11表明,非洲和西亚仍然是西方国家的焦点。2022年,以下五个国家遭受的外国军事派遣次数最多:马里(31次)、伊拉克(30次)、黎巴嫩(18次)、中非共和国(13次)和南苏丹(13次)[26]。
观察美国和英国基地以及全球北方军事派遣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监控边界,而欧亚大陆及其缓冲区域是当今时代的战场。
如图12和图13所示,美国及其全球北方盟友,尤其是英国,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军事干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出版机构,因此它是关于美国军事干预数据的主要来源,用来展示美国军事干预的规模和历史持续时间。然而,必须指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不执行秘密任务,并且没有汇总数据以区分美国武装力量的各类海外干预。这些数据没有根据事件的性质或规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所列事件(超过480次)在规模、持续时间、法律授权和重要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27]。
军事干预项目(MIP)使用了更全面的军事干预定义,其中包括“在正常和平时期活动之外的国际冲突或潜在冲突综合事件中,美国政府通过官方渠道明确针对他国政府、官方代表、官方军队、财产或领土有意威胁、展示或动用军事力量”[28]。MIP尚未公开其数据库,因此尚无法获取所有其识别的军事干预具体实例。因此,本报告仅从出版物《介绍军事干预项目》(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2023年)中获取了摘要数据,无法依据MIP制作地图。
如图12所示,截至2023年6月,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公认数据显示,美国武装力量在1798年至2023年间曾派遣到101个国家[29]。图13揭示了英国在1169年至2012年间军事入侵了170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MIP数据,在1776年至2019年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392次以上的军事干预[30]。这些行动中有一半发生在1950年至2019年之间,其中25%发生在冷战结束后[31]。显然,自1991年以来,美国的军事干预速度加快。
1950年国际劳动妇女节,黑人者和移民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在美国的一场活动中发表演讲。当下情况不同,但本着相同的精神,我们分享这份报告,用琼斯的话说,目的是“提高[我们的]意识,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围绕当今的迫切问题,开展战斗性的统一战线运动,反对垄断压迫,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32]。
极化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独特特征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质变,尤其是美国与其两大历史上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已经超越了二战后的军事征服和马歇尔计划等经济项目。它现在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从属关系、统一的种族意识形态,并消除了欧洲或日本的独立政治项目。欧洲和日本已经失去其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地位,从而使极化帝国主义集团呈现高度的内部整合,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受命于美国的指示。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将欧洲和日本纳入其控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集团。美国通过“北约+”确保在帝国主义集团内取得完全的军事优势,在二战战败国部署了很多军事基地,例如日本(120个)、德国(119个)和意大利(45个)。意大利有超过1.2名美军驻扎[33]。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将欧洲政治精英纳入自己的轨道。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的经济利益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利益。接下来的50年里,即使是那些敢于部分反对美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领袖,也被美国盯上伺机促其下台,例如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1995年至2007年任法国总统)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两位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二战后,日本作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前沿国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崛起开始对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构成潜在威胁,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迫使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出口锐减,由此失去了经济发展动力[34]。接着,1987年华尔街股市之后,美国迫使日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和经济政策,目的是增加流向美国的资本,为美国在国际上挑衅苏联提供资金。这个过程中,美国在日本制造了“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
在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也面临美国打压,阻碍其产业升级。东芝在1987年之前一直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龙头,而在这一年,美国借口东芝与苏联交易对其进行制裁(这与美国针对中国华为的手法非常相似)。东芝的主要竞争对手IBM和英特尔因此受益。
苏联解体和随后的德国统一之后,德国资产阶级觊觎俄罗斯市场及其低价能源,渴望与俄罗斯建立经济联系,但前提是他们自己和法国同侪能够继续二战以来不受约束地主宰欧洲计划。这意味着在建立对俄经济联系的同时不让俄罗斯领导层平等参与欧洲政治事务、决策或架构。而美国的战略则是避免俄德之间有任何战略关系,因为二者实力相加将在欧洲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资本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始终是根本。过去30年,资本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快速、无缝流动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资本投资有几个明确的主要类别,包括股票、票据、债券、私募股权、房地产以及多种形式的衍生品。股市是大多数资本家长期投资的基本工具之一。一家德国公司可以选择在美国或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先锋领航(Vanguard)等大型基金公司购买这些基金,但并不是实益所有权人,而只是这些基金的有效受托人(一小部分资本归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特权阶层藉由养老基金和其他手段所有)。
该公司的原始股东最终能够并且确实出售了他们现已上市的股票,不再依赖对某家公司进行内部投资来管理财富,而是通过高盛等公司或其自己的顾问聘请理财经理,再由理财经理将出售股票所得的现金进行投资。对很多资本家来说,顾问会让其投资组合里的50%以上投资美股。因此,德国资本家的“家族财富”不会因为其原有的德国公司市值下跌而消失。
资本市场和所有权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相当巨大。这些新晋全球(以前局限于“德国”)资本家的行为与其法国、英国、瑞典或美国同行非常相似。这种程度的一体化和资本非国有化致使其先是在经济上并最终在政治上对美国更加忠诚。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这种股票市场和资本的高度一体化在全球南方国家很少发生。土耳其的资本家让自己的公司在美国上市要困难得多。他们可以在土耳其上市后出售股票,将收益换为美元,并用这些美元投资美股。这是土耳其资本家加入全球精英行列的最常见途径。然而,这个过程竞争要激烈得多,成功的案例更少,频率更低,而且时间更长。
图14给出了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各主要股票市场的外国实益所有权占比[35]。这些数据显示,整体而言,欧洲的外国所有权占比较高,而美国、中国和沙特的外国所有权占比均低于20%。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及其统治阶级并非相互分离,亦非经济上相互割裂。它们所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也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其规模与二战前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总能在重要之处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局部、经济或策略歧见。
举个例子。如图15所示,德国的现况清楚表明美国这种一体化进程和经济整合的有效性。根据2020年市场研究机构IHS Markit的数据,德国人仅持有德国股票市值的13.3%,而北美和英国投资者的持有比例达58.3%[36]。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22年德国DAX指数的40只蓝筹股中,至少有52.1%的市值由德国以外的基金持有。其余股份中,16.5%的所有权不明(很可能也为外国资本所有),只有31.3%的市值由德国人持有[37]。德国经济中的主要企业并非德国人所有。
过去18年,德国工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已经从9%下降到略高于6%[38]。失去廉价俄罗斯能源并适应风险管控下的脱钩很可能对其国际竞争力造成灾难性影响。此外,电动汽车的兴起使内燃机丧失重要性,德国由此蒙受巨大损失。内燃机是德国百年来一直享有的核心技术优势。
2022年,德国实际利用外资(FDI)同比减少50.4%[39]。过去15个季度中,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按不变价格计算,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6%,而同期中国增长20.2%,美国增长8.1%[40]。
在媒体领域,美国支配的不仅仅是全球南方国家。欧洲电视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天下:“美国拥有大约五分之一(18%)的欧洲私营电视频道(不包括地方电视台),欧洲所有‘会员订阅付费点播’(SVOD)和‘按次付费点播’(TVOD)服务中超过三分之一(在SVOD中占39%,在TVOD中占33%)归属美国公司……美国还拥有欧洲大约一半的儿童电视频道(48%)和59%的娱乐节目SVOD服务”[41]。
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出“国家意志”(即追求符合本国资本主义利益道路的意愿)崩溃,这表明德国自20世纪初以来第三次被打败(前两次是世界大战,如迈克尔·哈德森所言)[42]。德国不顾自身付出的代价,支持对俄制裁和军援乌克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期间杀害了2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德国(在曾犯下暴行,二战期间在国内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国际法院由南非提起的诉讼听证会上支持以色列[43]。
2023年最后几个月,德国资本的政界代表在联邦议院以去风险为幌子,私下提出并随后推出了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这显然与德企的中短期利益相悖。马克思把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战友团之间的关系[44]。在危机时期,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机关,尽管资本主义内部关系充满裂痕,但仍要发挥其政治作用。如今,在名义上的德企,高管的短期利益服从于极化帝国主义的利益。
随着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成立,向东欧进行政治和经济扩张而非单纯的领土扩张成为一项重要战略。1990年统一后,德国奉行双重战略:首先,德国果断支持美国的北约对俄扩张战略。其次,德国同时还领导了对俄“资本渗透”(capital penetration)战略,目的是确保与西方和德国利益关系最紧密的团体对俄罗斯的政治控制,反对那些奉行更独立政策的团体。德国资本支持当时的俄罗斯亿万富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代理人。2001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立“开放俄罗斯基金会”(Open Russia Foundati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该基金会的理事之一[45]。2004年,他在试图执行反普京政策后,因欺诈和挪用公款而入狱。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奉行双重战略,一方面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准备,组织国内的反普京力量,另一方面又不顾美国的巨大阻力,精心策划建设北溪2号。然而,后者是为了德国自身利益,而非绥靖俄罗斯,亦非阻碍北约扩张。2014年,在她的安排下,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释放,她还蓄意破坏了明斯克协议。但这一双重战略在2022年2月终结:德国甘愿充当美国并肩作战的伙伴,并在乌克兰的帮助下,决定与俄罗斯角力并将其推翻。
然而,德国的现实是,除非它准备与美国的政策彻底决裂(德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哪个重要阶层准备考虑这一点),否则它的任何战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会失败——这就使美国在这种关系中占了上风。由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美国既想保持德俄间的敌意,又不支持德国取得对俄全面胜利。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似乎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的资助。美国破坏德俄关系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德国遭去工业化的惩罚下,欧洲和德国也成为附庸。
美国将继续剥夺德国资产阶级坚持独立政治立场的所有主要选择。通过我们所说的资本所有权联系,德国资产阶级将看到德国资本的行动选择将会被完全纳入到美国荫庇之下。敌视俄罗斯是欧洲服从美国的动力,也意味着丧失任何独立发展的可能。
美欧资本在基本问题上的对立矛盾已经停止。微小分歧仍在,但不具战略意义。在49个全球北方国家中,只有11个不属于已知的美国间谍网,也没有出席北约维尔纽斯峰会,由此可见美国让欧洲的臣服程度之深。这11个国家是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爱尔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和瑞士。11国总人口为2830万(接近印度德里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合计1.8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仅占全球北方国家的很小比例。
德国是秘密的“十四眼联盟”成员之一,但在美国监听德国领导人遭曝光后,德国的无能就暴露无遗,甚至连一声抱怨都没有。如今,欧洲资产阶级成了美国情报行动的马前卒。
长期以来,北约一直向德国施压,要求其按照所谓的“金发姑娘原则”(Goldilocks principle,20世纪50年代确立),将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开支,目的是:
……鼓励中等规模的盟国(例如冷战时期的韩国或当今波兰)提供防务捐助,而在涉及德国或日本这样的较大盟国时则要小心谨慎。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盟国的贡献,这些盟国足够强大,可以为联盟提供有意义的军事力量,但又不至于强大到可以抛弃联盟[46]。
日本政府在美国授意下对中国采取政治挑衅政策,尽管拉近对华关系对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在英国,美国反对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任期内的对华关系“黄金期”,迫使卡梅伦的继任者翻转这一局面,使英国资本蒙受破坏性后果。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今后五年设定了43万亿日元(约合3160亿美元)的支出目标[47]。日本现已拥有世界上数量第二多的F35先进战机(仅次于美国),并在2020年签署了增购105架F35的协议。这些战机可加装核武器。日本已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允许本国发展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并部署远程导弹[48]。
二战中两西斯势力的重新武装必须被视为犯罪。一场危险的复仇运动正在德国重新兴起。不同的是,这一次,两国隶属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面对数十年的国内停滞和经济相对衰退,包括工业霸权的丧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更加倾向于利用其军事优势。西方利用各种霸权优势,试图通过击败俄罗斯和中国来实现其长期坚持的全面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
尽管全球南方各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但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争取真正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不彻底,他们的自身利益正在与帝国主义产生更大的裂痕。经过全球北方600年的屈辱、种族暴力和经济剥削,我们来到了极化帝国主义这个阶段。
(本文源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极化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腐朽新阶段》,该报告全文见: )
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对中国当年国防预算的估算值平均约为中国官方国防预算的 1.36倍,但比过去的估算值有所下降。以 2019年为例,SIPRI的新估算值为 16600亿元人民币,约合2400 亿美元,略低于旧估算值18030亿元人民币,约合2610亿美元。根据之前的估算,SIPRI将中国2021年的官方国防预算提高了48.6%。根据新的估算,SIPRI将中国2021年的预算提高了36.8%。经过新的调整,中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官方预算为1.3%。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10. 计算依据的是Gisela Cernadas(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John Bellamy Foster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 2022年美国实际军费开支的估算。详见尾注11。
13. 我们的全球军费开支数字使用的是现行汇率(CER)。用于衡量军费开支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必然不如货币汇率可靠。购买力平价汇率是根据所收集的基准年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数据计算得出的统计估计数。军费开支没有收集此类价格数据。因此,军费开支方面缺乏用于国际比较的信息。因此,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换算系数采用购买力平价率计算军费开支的方法无效,因为它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军费价格比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价格比率,而这一假设并没有证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承认,使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军费开支并不准确,因此它不如使用货币汇率可靠。详见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3,
14. 由于中国的军费开支只着眼于中国领土,因此中国的军事扩张有明显局限,中国在海外没有重要军事基地,不像美国在2022年有902个军事基地。这一观点得到了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佐证:“迄今为止,中国仅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实际运作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可能在柬埔寨修建海军设施。但是,中国复制这些做法的能力确实有限。正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伊萨克·卡顿(Isaac Kardon)指出,中国没有正式的军事同盟(除了朝鲜这个可疑的例子),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建立任何军事同盟,这大大制约了中国建立重要军事基地的能力。几乎没有一点国家愿意承诺在其领土上建立成熟、规模庞大的军事设施,因为这可能会将中国的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区,并在此过程中招致美国反击。详见:Michael D. Swaine, ‘Actually, China’s Military Isn’t Going Global’, Responsible Statecraft, 8 September 2023,
31. 军事干预项目(MIP)的估算值略低于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等信息源的较大清单,后者的数据更常被研究人员引用。MIP使用了一系列所有已知的公开数据库。然而,由于其定义更为全面,其汇总过程会因重新分类而导致总数字略低。因此,由于MIP和CRS处理日期、规模、维持的时间、合法性和意图的方式不同,它们的数据集和原始数据没有可比性。MIP和CRS的方法也不可比。我们援引CRS,因为它是现有最大的公开数据来源。详见:Kushi and Toft, ‘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